区域经济学考研，区域经济学考研科目
经济学史：我国计划经济调控时期，区域发展“南北均衡”——这一时期在追求区域平衡发展的基本宗旨指导下，尽管经济布局的区域侧重点有所不同，但总体来看南北地区差距并不明显，甚至呈逐渐缩小的趋势，区域格局处于基本均衡化的状态。改革开放前三十年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具有以下特点：
一、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目标，资源配置效率低下
新中国成立后，为解决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在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和环境影响下，以国防安全为主要目标，以重工业发展为主导，以内地作为经济建设的重点，实施高度集权体制下区域均衡发展战略。
首先，在经济布局上，把“分散”和“均衡”作为主要追求目标。出于国家安全考虑，推动生产力布局向内地转移。以平衡布局为原则，国家投资向内地倾斜，对经济效率的高并没有重视。这一点从建国后直至改革开放前三十年我国实施的“五年计划”中有关区域发展战略的主要内容可以看出。
其次，在产业发展上，以政府主导和强力动员的方式推动重工业优先发展。资源和要素不断投向内陆重工业资源丰富的地区，加快向重工业布局，以突破工业化初期积累不足的障碍，促进我国从农业产值和劳力占绝大多数、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农业国，转变为先进的工业国。通过价格管控和统购统销制度，工农业之间产生价格剪刀差，在以农促工的方向上形成资金要素积累。
由此，城市建设及国家工业化都得到农业部门大量资金输入。这一时期中国基本建立了集中统一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模式，具有流动性的绝大部分有效要素都处于政府的控制之下，主要特征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上，强调公有制单一化，即公有化程度越高越好；
在分配方面倾向于平均主义，实行“大锅饭”；在经济决策和管理方面，强调中央集权的重要性，通过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来进行经济调节，具有明显的行政化、条块分割与封闭化特征。为加强计划调控，还实施了城乡系列计划配套制度、农村集体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价格管控和统购统销制度、票证制度和多级工资制度等。
国家统一配置资源，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区域经济的不平衡状况。比如，在投资的地区分配和项目选取上，将内地作为建设投资的重点。在行政力量引导下，重大项目布局在内地，内地工业体系得到加强和发展，客观上缩小了内地和沿海地区的差距。
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七八年，内地18个省区工业总产值占全国比重由31%上升到39.9%，增加8.9个百分点。但这种空间均衡布局和生产力平衡配置带有极强主观性和片面性。以牺牲投资效益为代价来推动区域间的生产力布局调整，忽视了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合理配置，违背了区域生产力布局的效率原则，客观上抑制了沿海地区既有比较优势的有效发挥，延缓了国民经济发展进程。
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经济运行效率和经济绩效都较低。区域经济实际上是处于一种低水平的平衡发展状态。当然，区域发展战略的选择囿于历史条件和认识水平。在工业化初期，作为一个经济基础薄弱，地域条件千差万别的大国，经济发展不平衡是客观存在的普遍现象。一方面优先发展重工业、加快工业化步伐、追求经济建设“大干快上”；
另一方面又以均衡发展为目标，过度追求城乡之间、地区之间、阶层之间均等化，以及国民收入平等分配。试图运用计划手段“一刀切”实现平衡发展，忽视了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结果欲速不达，往往导致效率低下或经济巨大波动。这种导向并不利于区域经济发展，反而造成共同落后。因此，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区域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均衡发展战略下经济社会发展缓慢。
二、南北地区经济发展差距较小，发展水平基本相当
建国初期南方地区GDP总量略高于北方地区。在区域均衡发展战略下，经过三十多年布局调整，我国生产力大规模转移，形成了重工业布局偏重北方地区的格局。南方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状况也得到显著改变，工业发展由沿海地区向内地推进。
三、区域分工结构高度垂直，区域间横向联系较弱
高度计划调控的体制保证了资源优先流向重工业部门，但造成了经济结构的极大扭曲，背离了比较优势。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上，实行“全国一盘棋”，所有生产、销售、分配、消费区域经济活动等均由高度集中统一的中央指令性计划来完成。区域分工的主要驱动力来自行政命令。在管理体制上，主要实行由上至下的纵向集中统一管理。
经济发展上，以外部计划控制为主，地方自主权限较小，地区比较优势难以发挥。在利益分配上坚持平均主义，国民经济在各区域之间呈现均衡增长势态，生产力大致均衡布局，这种均衡区域开发模式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一度起到了积极作用，缓解了经济建设所需要的各种重要物资的供求矛盾，资源要素由政府计划、物资管理部门来进行统一调配。
区域经济的组织和运行以垂直分工体系为主，各地工业体系各自独立，追求门类齐全，无法实现专业化分工，导致产业结构同构和重复建设。既抹煞了不同区域的比较优势，也造成地区专业化程度不高，产业结构无法优化升级等问题。地方政府之间也失去了协作的动力。
这种垂直型分工体系存在严重弊端和不足：首先，削弱了经济发展核心区域的集聚和扩散功能。虽然在内地及西部地区开展较大规模经济建设，在当时客观条件下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从生产力布局的角度，在上海及其附近地区，以及在东部沿海其他一些地区，曾经处在形成和逐渐壮大过程中的各个核心区域，在计划管理模式下，逐渐失去了对广大边缘区域的集聚能力和对周边地区的辐射能力，客观上阻断了各地区之间的有机联系，也破坏了核心—边缘模式在中国的发展进程。
其次，城乡分割发展，城市化进程停滞。由于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制造业部门比例特别高，第三产业发展极其不足，造成劳动力在非农产业就业困难，经济部门对劳动力吸纳能力较差。加上配套的城乡系列计划配套制度，农村集体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等的限制，降低了农业劳动力的转移速度，造成了城乡隔绝发展。
同时，片面追求城市结构小而全大而全，工业集中在大中城市，自成体系，造成产业结构严重扭曲，还阻碍了城市化的正常发展。
在产业布局过程中，由于国家政治及国防安全等非经济目标的存在，没有充分考虑目标区域的资源禀赋、发展基础以及人力资源状况，区域发展完全依赖于外部输入。并且区域间经济分工与协作的内在要求被忽视，完全计划经济的属性使区域间横向联系较弱，无法很好地建立起经济联系。而且由于产业链单一，项目分散，很难带动其他区域的经济发展，造成建设资金投入具有低效性。
总体来看，从“一五”时期到一九七八年以前，我国区域经济实行均衡发展战略，发展战略重心是内地。区域经济布局上南方地区与北方地区大体均衡，内地与沿海的差距逐渐缩小。依靠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组织区域经济的方式，独立、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得以建立，各个地区逐渐形成自给自足、相对完整的经济结构，这也带来许多不可克服的弊端。
这一时期由于过于强调重工业建设，造成产业比例失调，资源配置不当，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扭曲，带来低效率和福利损失。同时没有形成区域经济增长机制和内生发展机制，市场发育严重不足。
一九七八年与一九五三年相比，尽管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翻了四倍多，但经济整体水平不高，人民生活水平依然较低，技术发展较为落后，经济增长速度甚至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南北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属于低水平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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