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研的好处与坏处(考研的好处与坏处英语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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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倪匡先生去世了。

  少了《卫斯理》,再无蓝血人,这些冠冕堂皇的感叹后,还要加一句矫情但必要的唏嘘。

  世界上又少了一个潇洒的灵魂。

  好在倪匡也是一直对生死看之很淡的人。

  之前看他的一次访谈,他说,“不要劝我运动:有人运动是为了长寿,有人运动是要去世。我是后者。”

  18 年好友金庸去世,记者打电话问他,有什么想说的,

  倪匡回复,人到了80 90 的年纪,必然要面对死亡,不必过分悲伤。

  倪匡对死生豁达,那众人在笔下也便不要戚戚然。

  

  香港四大才子,金庸侠之大者;黃霑稍近烟火一些,但也豪情满怀壮志侠情;剩蔡澜和倪匡,两个花花世界人,爱玩爱吃爱赌,但蔡澜偶还记得教会年轻人一些,倪匡,是真像他天马行空的小说一样,早兀自活在了逍遥天地里。

  1. 乱世

  1935 年出生在上海的倪匡,可谓生逢乱世。

  他一开始名叫“聪” 。眯眯眼,瘦小的身材,他在弄堂里毫不起眼。

  童年时目睹抗战,少年时经历内战。

  1950 年,倪匡面临着人生的第一次抉择。

  当时,倪匡的爸妈准备前往香港,倪匡的大哥倪亦方是一名工程师,希望留在内地参与建设,倪匡也决心留下。

  而当时随着父母前往香港的倪匡六妹,便是香港女作家里的招牌人物——亦舒。

  

  又过了一年夏天,初中毕业的倪匡在受训后成为一名公安人员,并参与土改和治淮工程,继而前往苏北和内蒙古等地垦荒。

  

  但年少的倪匡却惹了事,那年内蒙古风雪酷寒,他正在内蒙古垦荒,在一次下着鹅毛大雪的运煤路上,大胆包天将一座木桥拆毁烧火取暖 —— 结果当然是接受隔离调查。

  他后来曾在访谈中提到这段经历:

  “那时候上海的公园有人摆档,去香港要多少多少钱,人到了香港再给钱,坐大轮船到香港要四百五十元,偷渡到香港要一百五十元。那时候我父母已经来香港了,我就写信问父母,他们说最多能负责一百五十元,我就用一百五十元的方法来了。这样子被塞进运菜的船,船上有暗舱的,大家都塞在里面,到了公海没有人巡逻,可以上甲板休息一下,大家聊聊天。”

  他还说道:

  “到了九龙哪一个码头上岸我都不记得,一上岸,当时香港的政策是来了香港就可以拿身份证。我在香港又没有学历,又不会讲广东话,只能去做体力活。有很多年轻人集中在荃湾,那时候荃湾很荒凉,很简陋的工作环境,但是已经很开心了,因为自由了。我是什么杂工都做,一天有三块半工钱,由工头抽去六毫子(即六毛钱),那时候一碗叉烧饭七毫子,这么大碗叉烧饭!我第一次吃,天下有这么好吃的东西!我们在内地经历过大饥荒嘛。我一天拿两块九,可以吃四碗。有饭吃,自由自在,非常开心!”

  读完他说的话,脑海里只浮现四个字:生而不凡。

  后来倪匡说:“人类之所以有进步,主要原因是下一代不听上一代的话。”

  

  后来,倪匡一路从内蒙逃到了香港。

  做做杂工,还去夜校读书。

  工余时,他创作了一篇有关土改的小说《活埋》,在香港《工商日报》发表,拿到了一笔比工厂月工资还高的稿费。他还写了一篇《呼伦池的微波》,讲述自己逃离内蒙古的经历:

  “我不愿打马从泥泞的河滩上走过,想起过去的日子心中难过。我为了生活走遍天涯海角,一生折磨我的还是生活。”

  也就是在夜校念书的期间,他与读书时结识的 李果珍女士结婚,后来生下女儿倪穗与儿子倪震。

  倪匡这一生风流韵事无数,和李果珍的爱情,是一段歪打正着的佳话。

  

  2. 写作

  倪匡写书,最开始是为了讨生活。

  1962 年,倪匡在金庸鼓励下开始使用“卫斯理”笔名写小说,在《明报》连载“卫斯理”系列的首篇《钻石花》。

  

  从著名的《蓝血人》起,“卫斯理”系列开启科幻模式,而《蓝血人》也在2000 年入选“二十世纪华文小说百强”。

  后来金庸夸倪匡:“无穷的宇宙,无尽的时空,无限的可能,与无常的人生之间的永恒矛盾,从这颗脑袋中编织出来。”

  蔡澜说:“倪匡不是人,是外星人。”

  上世纪 60 年代末,武侠电影开始大行其道,倪匡转向剧本创作,以《独臂刀》享誉华人影坛。

  他和香港导演张彻,也成为了港影黄金年代的搭档。

  

  1970 年,倪匡创作了《唐山大兄》的剧本,李小龙凭借此片一举成名。其后,他又在《精武门》中虚构了陈真这一经典形象,也成就了李小龙的银幕辉煌。

  这几乎也是一代人的港影黄金记忆。

  写作于倪匡而言,是谋生,也是兴趣,更因为他自嘲“没有别的本事”。他写作极快,号称一小时手写八千字,曾同时为十余家杂志供稿。

  他稿约不断,稿费可观,从一个漂泊至港的底层小工人,迅速成为炙手可热、功成名就的大作家。

  沈西城曾这样记录倪匡的稿费:

  “以火箭升空的速度上跃,飕飕飕,今月千字十元,下月二十、再下月三十,直到一百、五百,最后,每字一元计,千字一千大元。八十年代后,千字高至二三千元,也曾试过以一千字五千元写短文,长稿不在其列。倪匡为《明报》写卫斯理连载,每月约是六七千;转写东方原振侠连载,马老板出手阔绰,一万一个月。倪匡每月共写十多个专栏,收人逾十万,弥足惊人。其后成了大导张彻御用编剧,一个剧本由一万起至两三万,一个月可写四个,收入也过十万。”

  在那个年代,倪匡若认香港稿费第二,无人敢认第一。

  诚然,倪匡的火爆是受了当时香港大众文化推波助澜的影响,但如他这般,敢在写作上下苦功,夜以继日的人,也是凤毛麟角。

  而如今,那个时代的记忆一个接一个的溶解,若是再不加以珍贵,也只能等得灰飞烟灭。

  还有件趣事,倪匡为什么选择了科幻入手呢?

  因为他觉得自己写武侠写不过金庸。

  

  倪匡笑起来很像一尊弥勒佛,他的人生态度也有点儿像。

  在他身上见不到任何久贫乍富的作态,对酒色财气的热衷完全出于天性而非显摆,他依旧勤勉,也依旧爱笑,笑起来如一尊弥勒佛。

  在他看来,快乐远比名利重要,也比生死重要。

  

  曾有人约他写自传,他却说:

  “有人叫我写自传,我的自传三百字就可以写完。我从 1957 年来香港快 50 年了,这 50 年除了写稿,还是写稿。”

  倪匡这一生,见证了众多好友的生死。

  三毛去世时,他坦言三毛相信人的生命有第二种存在方式,既然三毛选择这种方式,那么一定有她的道理,大家要尊重她的选择。

  挚友古龙去世后,他带上 48 瓶 XO 用于陪葬。

  金庸去世时,他说人到了年纪,都是要走的,无需过分悲伤。当然,他也有真情流露的坚持。

  

  李小龙猝逝后,他大感伤心,决定不再写功夫片剧本。

  

  也是在挚友古龙去世后,倪匡给自己写好了墓志铭:“多想我生前好处,莫说我死后坏处。”

  3. 风流

  四大才子,除了金庸,各个都在才情满怀之外,还以那一点顽皮为名。

  

  普通人是没正形,才子便说“顽皮”,谁叫人家是才子呢?

  昨晚看到一个让人感伤的热搜,说四大才子唯余蔡澜。

  比起怀念这具体的人物,更多人缅怀的,也是那一去不复返的黄金时代。

  那时候喝酒、吃肉、谈情、说性…创作力和情感皆奔涌,而如今,连情爱都是消遣的,如今爱是某一场夏夜晚风中,汗津津的耳旁那一点絮语。

  我们的情感和话语,被一遍一遍复制着。

  倪匡出版过一篇散文集《不寄的信》,他在里面写,“有美丽,有青春。阳光灿烂,秋风凉爽。不饥,不寒。感情上有一定的寄托,有人为之神魂颠倒。这样的人生,已经是最高的境界。如果再为小事而郁郁不乐,那实在是自己找自己的麻烦。”

  

  这样的人生,已经是最高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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