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分子医学研究所，
摘要：郑天挺与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关系密切，尤其是抗日战争时期，郑天挺兼任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副所长，实际主持所务 。他在招收和培养研究生等方面坚持严格招考、精准培养、科学管理，努力践行爱国教育与人才培养相结合 。所招收的数十名研究生都成为其研究领域的学术骨干和领军人物，在历史、语言等学术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郑天挺；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傅斯年
郑天挺是 20世纪著名的教育家 、历史学家，其前半生与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有密切关系 。1921年郑天挺入所读研究生，毕业后长期在北京大学工作 。1939年，北京大学与同时迁往昆明的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合作，恢复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郑天挺担任文科研究所副所长。由于所长傅斯年社会兼职较多，郑天挺长期主持工作。文科研究所恢复后的主要工作是招收和培养 研究生，郑天挺为此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由于研究生招收条件严格、培养精准、管理科学， 在此期间培养的 20多名研究生几乎全部成为其研究领域的领军人才和学术骨干 。对于郑天挺在 研究生管理和培养方面的业绩和成就，后人多有记述，但由于视角不同和资料限制，研究尚不够深 入细密 。近年因对 20世纪学术史进行研究，几次应邀赴中国台湾“中研院”进行学术交流，收集到 一批有关抗战期间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招收和培养研究生的档案资料，经过梳理、考辩，并与有关 论著进行比对，对郑天挺在此时段工作的业绩和贡献进行论述 。 由于个人闻见不广，论述肯定有 错讹之处，敬请师长与方家批评指正。
一、担任文科研究所副所长缘由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北方大学相继内迁，其中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先后迁到长沙、 昆明，1938年在昆明组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教育秩序逐渐恢复 。郑天挺此时辞去北京大学秘书长职务，专任史学系教授 。当时正是全国抗战最艰苦的时段，面对强敌入侵内地、山河破碎、民族危亡的严峻形势，教育救国、读书为抗日服务成为联大广大师生共识 。正如当时学生记述：“当年的西南联大师生人人关心国家命运，抗战必胜，日寇必败，已成为联大师生的共识 。……共同的信念是爱国，保卫国家，抵抗外来侵略者，争取民族独立。”这种情况与当时抗战的总形势和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是一致的，郑天挺记述当时境况说：“在抗日战争期间，一个爱国分子，不能身赴前线或参加革命，只有积极从事科学研究，坚持谨严创造的精神，自学不倦，以期有所贡献于祖国。”教育界教育救国的舆论和行为，在当时引起社会各界和各级政府的广泛重视。
1938年，国民党政府教育部下令国内各大学，要求原来设有研究所的积极恢复招生，原来未设立研究所、而学校的师资设备俱合于设立研究所规定者，应筹备设立研究所 。此令下达后，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恢复工作随之提上日程。
1934年 5月，国民党政府教育部训令《大学研究院暂行组织规程》，规定“设置研究院研究所之 大学，须具备下列各条件：一、除大学本科经费外有确定充足之经费专供研究之用；二、图书仪器建 筑等设备堪供研究工作之需；三、师资优越”。全面抗战开始后，北京大学仓促南迁，图书资料未 能尽数随迁，原文科研究所的部分教师因为各种原因滞留北方或转向别处任职，为文科研究所的 恢复造成极大困难，这些困难最终因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迁至昆明而顺利解决 。历史语言 研究所所长傅斯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文科国学门，所中成员多数与北京大学有渊源 。1929年史语所迁居北平，傅斯年在北京大学文学院兼职，并曾兼任文科研究所秘书，协助所长胡适对文科研究所 进行改革整顿，两个机构一直保持着密切关系 。郑天挺对当时的情形评论说：“这时史语所亦设在昆明，所以与北大形同一家。”面对困难，蒋梦麟、郑天挺等积极与傅斯年沟通，双方经磋商达成合 作恢复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协议，约定由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负责招生、培养、管理研究生，史语所负责为研究所提供优质师资和丰富的书籍资料。
根据 1935年《国立北京大学研究院暂行规程》规定，文科研究所需设置所长(亦称为主任)、委 员会，所长由文学院院长兼任，委员从已经设立的研究科目部分中选五至九人组成。1939年 5月 27 日，蒋梦麟、傅斯年、郑天挺等商议恢复文科研究所具体事宜，决定由傅斯年担任所长一职 。而 傅斯年希望能增设一位副所长，并由郑天挺担任 。傅斯年要求郑天挺担任副所长完全是出于研究 所工作需要和对郑天挺的了解 。傅斯年与郑天挺皆毕业于北京大学文科国学门，傅高郑一级 。毕业后在学术、行政事务诸多方面共事合作，傅斯年对郑天挺相当推重 。他在致友人信中谈论坚持让郑天挺任副所长的原因时说：“郑先生虽刊布之著作不多，然任事精干，弟知之深，故推其任此 事。”然郑天挺自觉“以学以德，以齿以才，皆非余所敢僭窃也”，婉拒之 。5月31 日，蒋梦麟、傅斯年、郑天挺、汤用彤、叶公超、罗常培、姚从吾几位先生进一步商谈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恢复事，一 致力主让郑天挺担任副所长，郑天挺“力辞之”，表示“愿以秘书负事务责”。后经蒋梦麟、傅斯年等多次商议，最终决定：文科研究所恢复原来建制，隶属于文学院，所长由文学院院长兼任 。因文学院院长胡适在美国未归，故而暂由傅斯年代理研究所所长，郑天挺为副所长，委员由汤用彤、罗常培、姚从吾、叶公超、钱端升几位先生组成 。具体工作目标是：( 1 )招收研究生。(2 )设立工作室。 ( 3 )成立编辑委员会 。研究生招考的专业分史学、语学、中国文学、考古学、人类学、哲学六门 。工作室分文籍校订、中国文学史、中国语言、英国语言、宋史、明史、中国哲学与宗教七室，各由文学院教授负责主持 。根据当时情形，确定首先设立明清史工作室和宋史工作室，其中明清史工作室事 务由郑天挺主持 。郑天挺对此记述说：“余主明清史工作室事，从吾主宋史工作室 。中国断代史工作暂以宋明清为始。”1939年 6月中旬，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正式恢复，研究生招生和学术研究等工作逐步开展。
二、研究生招考与培养
文科研究所恢复的重要目的是招收研究生，培养社会科学研究人才，传承学术文化 。研究生招考和培养过程充分体现了郑天挺教育救国和人才培养密切结合的理念。
(一)严格考选
1939年 6月初，文科研究所决定招收研究生，作为研究所恢复后的首次招生 。傅斯年、郑天挺 等十分重视，为了能够严谨地选拔基础厚实、好学、有潜力的优秀学生，专门在《申报》发布了招生 广告和招生办法。
北大文科研究所招研究生
七、八月两次举行
(昆明十二日电)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自七七事变后，即行停顿，现定下年度起恢复 工作，并开始招考研究生十名，科目分史学、语学、中国文学、考古、人类学五部，分[修业] 期限两年 。待遇月给生活费五十元 。考试分两次举行，第一次考试接收论文于七月十五 日截止，八月五日考试;第二次考试接收论文于八月三十日截止，九月十五日考试 。应试 者于证件、论文初审合格后，即分别通知，在昆明或重庆应试 。报名地点为昆明才盛巷二号 。
与此同时，还颁布了《国立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招考研究生办法》，对研究生招收名额，学生应考资格、考试程序、修业时间及待遇等进行了详细而具体的规定 。如对考生资格规定：“应考人之资格须具备左列各条件:( 1 )公私立大学文学院毕业者，但其他学院毕业有适当之论文者，亦得应 考。(2 )著有论文者。(3 )年龄在三十岁以下，身体强健者。”从招生办法中可以看出，研究生的选拔 是十分严格的，要求以学术研究水平为基准进行审查，只有考生提交的论文通过审查，才能获得参 加笔试、口试的资格 。毕业于北大文科研究所的研究生王玉哲对此留有深刻印象，曾记述说“根据 学校规定，必须交一篇论文，经审查合格，才有资格考试”。
1939年 7月，文科研究所第一届研究生招生考试正式开始，傅斯年、郑天挺是主持者 。7月 17 日，研究生资格审查开始，共报名二十七人，郑天挺与研究所其他教授对报考者提交的论文进行了 初步审查 。7月20 日，文科研究所委员会评审决定：杨志玖、马学良、逯钦立、周法高、汪篯几位报 考者的论文达到合格标准，可以参加笔试和口试 。8月 5 日，郑天挺在昆华中学北院监考研究生 考试 。早上考专业课，试题主要以“各研究生呈缴之论文各别出题”。下午考英文，题型包括“一作 文，一汉文译英文”两种 。根据郑天挺的记录，实际参加考试的只有九人，其中“考史学者三人，文学者二人，语言者四人”。8 月 6 日，研究生口试在昆华中学北院进行，其中“历史部分由孟真、从吾、枚荪及余(郑天挺——笔者注)发问”，提问的主要目的在于“觇其(指研究生)造诣，及平时注意力、治学方法，不必全能答也” 。从整体报考过程来看，招考比较重视学生的学术研究水平和专业知识基础 。8月 8 日，郑天挺等开会决议录取报考史学部分的杨志玖、汪篯，语学部分的马学良和文学部分的逯钦立四位研究生。
根据招生办法的要求，第一次研究生招生没有完成招生名额，于是郑天挺、蒋梦麟商议后“拟研究所广告，宣布第一次考取名单及第二次招考日期”，将第二次研究生考试定于同年 9月 15 日 。 9月 5 日下午四时，在昆明才盛巷寓所，郑天挺与傅斯年、罗常培、罗庸、叶公超、唐兰、容肇祖几位 先生共同召开了报考者论文审查会，决议准予王明、王叔岷、任继愈、刘念和、阎文儒、阴法鲁七名 学生参加第二次(9 月 15 日 )的研究生招生考试 。考试在昆明青云街靛花巷举行，郑天挺亲自监考 。16 日口试期间，郑天挺以《论语 ·为政》提问王明：“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 之经读，及《白虎通议》《后汉书》《三国志》之以‘友于’为词、《熹平石经》包咸注‘孝乎’之作‘孝于’ 数事，盖王君论文谓‘孝友’一词先于‘孝弟’，而引此句为证。”考试结束后，研究所委员开会决定 考生表现为“任继愈优，阴法鲁、王明及格”。9月26 日，文科研究所阅卷委员会郑天挺、傅斯年 、 叶公超合议决定录取阎文儒、任继愈、刘念和、周法高、王明、阴法鲁六人 。至此，北大文科研究所 第一届(两次)研究生招生考试结束，共录取学生 10名 。研究生们被集中安排在昆明青云街靛花巷 史语所租用的楼中学习。
此后至 1945年，北大文科研究所又分别于 1940年 6月、1941年 8月、1942年 7月进行了第二、 三、四届的研究生招生，录取的研究生有王玉哲、殷焕先、高华年、王永兴、李孝定、王叔岷、王利器、 魏明经、王达津、李埏、胡庆钧、方龄贵等 。北大文科研究所在 1939— 1942年间共招收研究生约二 十二名，以后又陆续招收三名 。关于研究生及其师从情况，郑天挺记述说：“研究生各有专师，可以 互相启沃 。王明、任继愈、魏明经从汤用彤教授；阎文儒从向达教授；王永兴、汪篯从陈寅恪教授 (我亦在其中)；李埏、杨志玖、程溯洛从姚从吾教授；王玉哲、王达津、殷焕先从唐兰教授；王利器、 王叔珉、李孝定从傅斯年教授；阴法鲁、逯钦立、董庶从罗庸教授；马学良、刘念和、周法高、高华年 从罗常培教授。”进入文科研究所的研究生都经过了严格的审查，因而招收的学生被傅斯年赞称 “皆极用工，有绝佳者，以学生论，前无如此之盛”。关于负责招考和授课的老师，同样得到了所长傅斯年的认可和较高评价：“汤公公道尽职，指导有方，莘田大卖力气，知为(无)不为，皆极可佩。 此外如毅生、公超、膺中皆热心……”
( 二)精准培养
郑天挺在研究生教育和培养过程中既继承和发扬了北京大学传统优良作风，又结合国难期间 艰苦的环境，采取了许多精准有效的措施。
其一，提倡“自由”发展的培养模式 。郑天挺在北京大学求学期间深受蔡元培倡导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学风影响，因而在文科研究所研究生培养方面坚持“自由”培养模式 。他认为学生 们“可以各就意之所近，深入研讨，无所限制”，即研究生们可以在各自熟悉的学科领域内根据兴 趣学习和研究 。在文科研究所，郑天挺鼓励学生们自由研究和探讨争鸣 。任继愈曾记述说：“入校 后，基本不上课……没有什么专业课，仍然保持北大过去那种极端自由松散的风气 。作息时间也 不作任何规定。”王玉哲回忆其研究生学习和生活状况说：“我们研究所的部分导师如罗常培、汤 用彤、姚从吾、郑天挺诸先生，后来也迁到这里来，除了到联大上课时进城外，一般都和我们研究生 共同生活，朝夕相处……这真是一种近乎旧式书院的清净生活 。几十个同学每天除了各自读书和 写作外，便促膝相互切磋或辩论，为了一个学术问题，有时争得面红耳赤。”这种“争鸣”风气在研 究所盛行，正是学术研究求真和求实的表现 。与此同时，这种导师指导、自由选题、自主学习、相互 交流的学风，一方面有助于帮助研究生掌握治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另一方面极大地增强了研究生 们自主研究的兴趣、活跃了研究所的学术研究氛围，周法高曾记述“我接触了好多第一流的学者， 增广了不少的见闻，读了不少的书，从此我才踏进了研究之门，为以后的研究工作铺了路”。
其二，指示学术研究路径 。郑天挺等特别注意指导研究生读书、研究方法，要求学生注重史料 精读 。研究生杨志玖曾与郑天挺谈论论文研究方向，郑天挺得知杨志玖“欲作《元史》补”，建议其 “必以《元史》纪传表志为纲，非博征群籍不能着手，短期间不易成也 。如必欲作此题，当先作长编， 以书为纲，先就一书录其《元史》未收史实，以备采择 。一书毕，然后更读一书 。两年中若能读十 部，亦足矣”。博征群集就是要“广”读书，目的是理“通”研究所涉及的内容，然后梳理、考辩所得 资料，用翔实的史料提升研究内容的“深”度，保证论文研究的专业性 。史料收集、整理、考辩是学术研究的基础，也是研究生学术研究的基本功。
郑天挺对研究生治史方法的引导还体现在要求学生关注研究对象在国内外的研究状况，并科学处理相关史料 。如郑天挺与研究生杨志玖纵谈治史途径与现实风气时，提示其“留意东西学者 对于史地译名之意，作一对照表”。关注东西学者研究内容是希望杨志玖能够进行更客观、全面的研究 。郑天挺在梳理史料过程中，非常注意做“表”，或以时间为经制表、或以事件为纬制表，以 此厘清和展现事件演变历程及全貌，如郑天挺从《隋书 ·炀帝纪》中摘录炀帝游幸征狩地点以及掠夺的寇盗姓名数目等，制成“隋炀帝事迹略表”“隋末起兵建号简表”等。“表”只是一种反映研究对象变化的介质，但制“表”的过程却能训练人全面分析和处理史料、提出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是一种 史料运用能力训练 。郑天挺引导杨志玖做“表”，是训练学生处理史料、分析问题能力的表现。
郑天挺虽然身负多职，但只要有学生向其请教问题，他总是尽力予以讲解，这种孜孜不倦的教 导态度令学生印象深刻 。研究生阎文儒回忆说：“予之业务导师虽为向达先生，但涉及历史学，尤 其是明清史诸问题，每问及郑先生，总是循循善导，详为讲解 。先生不仅对予如是，对其他所有学 生均如是，为此文研所之同学者，每谈及先生，均道及非一般教授可比拟。”因此，研究生皆“视郑先 生为良师益友”。
其三，注重人格训练 。研究生教育既要注重学术研究能力的培养，又要注重培育健康的人格。 研究所恢复之前，郑天挺已开始思考研究生人格训练问题，曾表示“今后研究生之生活拟采取书院 精神，于学术外，注意人格训练，余拟与学生同住”。人格训练既包括研究生学习、科研能力的提 升，又包括研究生品德素质的培养 。郑天挺要求注意学生人格训练，体现了对学生德智体全面发 展的要求，这是对北大优良学风的继承和发扬，同时凸显了“研究所设立之始，本欲在学识外予以 人格陶冶”的目标。
研究所恢复后，导师与学生同住共食，形成“合家庭、学校、书院为一之学风”，导师刻苦自持、 勤勉钻研的精神对激励研究生们奋发向上有重要影响作用 。20世纪 40年代云南昆明物价飞涨， 郑天挺曾记述生活状况说“五年未制新衣，领袖皆破，日日在校，人人皆穷”；“近来本市物价上涨， 情形异常险恶，六年以来同人等随身衣物变卖一空”，因为生活困难，许多师生通过校外兼课、写 文章等方式赚钱贴补生活，但郑天挺不曾做过兼职，专心致力于所务和教研，并表示：“近半年来， 昆明各报星期论文每篇酬八百元，小报无聊文字每千字酬二三百元，同人争先恐后，余甚耻之 。曾 语端升，非贫无立锥，绝不为小报写稿也。”这种踏实、专注的态度深深影响着研究生们 。任继愈 曾记述说：“这种风气也给学生们树立了榜样，研究生们也都专心从事学习，心不旁骛。”“大家都有 一种学术上的责任感，学风也沉潜笃实 。同学们没有人混日子、不钻研的，也没有追求个人物质生 活的。”由此看出，研究生们在以郑天挺为代表的导师的影响和督导下，逐渐养成积极进取、勤奋笃实、沉心科研的优良作风，为学业取得优秀成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科学管理
郑天挺兼任文科研究所副所长前期，与研究生同吃住，负责研究生培养和管理 。1940年 2月， 郑天挺被任命为西南联大总务长，他在繁杂的总务工作之余，继续为文科研究所研究生的管理工 作尽心尽力。
其一，精心营造育人环境 。文科研究所所址起初设于昆明城内青云街靛花巷三号 。为加强管理，郑天挺移住文科研究所，居于“研究所二楼西屋中间 。孟真居吾(指郑天挺，后同之)之北，学生读书室居吾之南，莘田居吾对面，锡予、从吾、寅恪则居楼上”。 由于昆明常遭日机轰炸，郑天挺等 人商议将研究所迁往距离昆明城二十余里的北郊龙泉镇(龙头村)宝台山响应寺 。将研究所迁至 此地的原因在于此地“有不少联大教授寄寓，研究生还可随时请益 。清华文科研究所在司家营,北平研究院历史研究所在落索坡，都相距不远，切磋有人 。附近还有金殿、黑龙潭诸名胜，可以游赏。……确实是个安静治学的好地方”。王玉哲对文科研究所环境和学习氛围记述说：“我们的研究所与清华文科研究所在司家营，北平研究院历史研究所在洛索坡，都相距不过二三里 。这一带自然形成了一个小小的文化区 。……这真是一种近乎旧式书院的清静生活。”研究所迁至此地，师生们同住，为彼此之间进行学术交流提供了诸多的便利。
其二，努力改善学习条件 。研究所恢复之初，研究生学习和研究使用的资料主要是“借用历史语言研究所和清华图书馆图书”。1940年 9月后，西南边陲局势紧张，傅斯年决定将历史语言研 究所迁往四川李庄 。史语所搬迁引出的关键问题是：一、部分导师离开昆明 。二、史语所图书资料 随迁，研究生失去学习研究的主要图书资料来源。
为了让研究生学习不受影响，郑天挺致信傅斯年说：“细思之，北大无一本书，联大无一本书， 若与史语所分离，其结果必致养成一班浅陋的学者 。千百年后探究学术史者若发现此辈浅陋学 者，盖我曹之高徒，而此浅陋学风为北大所轫始，岂不大糟！ ……弟意：万一史语所与联大不能在 一地，而研究生必须随史语所者，北大可每年或每学期，请一位教授随同前往，俾稍减史语所之麻 烦，并负其他事务责任 。兄意如何?如兄意以为可行，则此时即可准备起来也。”傅斯年从学生培 养角度出发，同意郑天挺的意见，答应为文科研究所留下部分典籍，具体的图书转借、接收工作则 由郑天挺负责，并表示接受愿意前往李庄学习的研究生随迁。
郑天挺与傅斯年达成协议后，一方面与傅斯年保持密切联系，做好史语所入川后文科研究所 的书籍存留工作，他曾致信傅斯年商议此事：“孟真吾兄左右：所中迁移近日进行如何，又有几车成 行，为念 。 日内进城否，弟颇思与兄一商北大文科研究所事，如日内兄不来，弟星期日拟下乡奉谒， 兹又有琑事两件奉询，便中示下：一联大拟将图书存之龙头村，不知山下能赁房子否，上山太麻烦。二云大、同济拟继续租用响应寺，不知已与别人接洽否，条件如何，向谁接头，兄太忙此事可嘱乐焕 兄函告。”史语所方面，傅斯年致信那廉君说：“北大文科研究院所借本所书，弟已告郑先生运至乡 下，由本所自装，乞与郑先生按洽(此项运费由该校出)。”史语所图书管理人员回信郑天挺：“前贵 所向敞所借去之本所重书及贵所自购之书, 已分批运至乡下，每挑一批，均经与贵所郁泰然先生所 开之单核对无误。(此项重复书系由本所代装代运，故未与原借书条清查，此书运抵四川后，即批点 郁先生每次开写之书单点还贵所)，贵所向本所借去之重复书及贵所自购书装大箱。”史语所迁移后，郑天挺带人对史语所留下的及他方借入的书籍资料进行了整理，公开陈列于研究所书架，以备 学生取读 。研究生程溯洛对此事印象深刻，记述说：“他(指郑天挺)曾负责与史语所交涉，留下不 少他们(指史语所)的图书 。当时在那样艰难的环境下，我们研究所图书室中，凡《道藏》《大藏经》 《四部丛刊》《丛书集成初编》《廿四史》等差不多都有了。”1940年 11月，傅斯年飞往四川安排史语所诸事，史语所在昆明靛花巷及龙头村的房子交由北大文科研究所使用，文科研究所诸事也多由 郑天挺主持。
另一方面，由于西南抗日局势严峻，为了文科研究所研究生安全，郑天挺与研究所几位委员商 议研究生迁川事宜 。1940年 11月 8 日，郑天挺“与锡予、莘田、从吾、觉明商研究生入川事 。所中原 定随历史语言研究所迁川，锡予、觉明携学生往，近联大入川之议未决，锡予恐学生入川无人指导， 遂有展缓之主张”，郑天挺的观点是“各个人皆有其困难，不敢以一己之见强人必从也”。综合考 量后，一致决定让研究生们自由选择迁川与否 。最后，任继愈、马学良、刘念和、李孝定几位研究生 决定跟随史语所迁往四川李庄学习，其余研究生仍留住昆明原址，由郑天挺等指导和管理。
1941年 5月至 8月，郑天挺与梅贻琦、罗常培长途跋涉至四川南溪县李庄史语所，与所中教授商议研究生任继愈、马学良、刘念和、李孝定的论文答辩事宜 。郑天挺首先了解了研究生们的学习 与研究情况，其中马学良与刘念和受李方桂、丁声树两位指导，分别研究撒尼倮语、中国音韵史；李孝定受董作宾指导，研究古文字学；任继愈在史语所研究理学，虽没有指定的导师，但在史语所浓 厚治学风气的薰陶下，其学业也没有落后 。几位研究生在史语所教授恳切热心的指导下，学习均 有进步 。其次，郑天挺、梅贻琦、李方桂、董作宾先生等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导师共同商议，决定了 任、马、刘三位学生的论文答辩办法，并组织完成了论文答辩工作。
其三，关注研究生生活 。自 1940年起，郑天挺身兼西南联大总务长、史学系教授、文科研究所 副所长等职务，工作内容繁杂，且西南联大校区在昆明市内，距离文科研究所有约一小时的路程， 但郑天挺坚持抽时间去文科研究所探望研究生和导师们，如 1941年 2月23 日“十一时起行，十二时 一刻抵龙泉镇宝台山 。先至所内，与阴法鲁、杨志玖、阎文儒、王永兴、逯钦立谈，钦立患疟，差痊 矣 。更至观音殿，与王玉哲、周法高谈，王明、董庶、汪篯在城，李埏还里未返 。诸生情形尚佳”。1942年 5月4 日“上山至文科研究所，晤诸同学，与诸同学同进食，共立厨房中食之 。同学劝余坐室 中，移菜至，谢之”。1943年 10月28 日“十二时半与月涵先生视察研究生宿舍及修理教室”。 郑 天挺随时处理学生们学习和生活中出现的各种问题 。任继愈曾回忆说：“郑毅生先生负责我们研 究所的全部教务和总务工作 。……十几个研究生的生活、学习各方面的大小事，都由郑先生操心 经管。”郑天挺关心研究生生活和学习，为其解决了食宿等诸多生活问题，让当时研究生们十分感 念 。程溯洛曾回忆说：“在离城数十里、交通不便的村寺中，先生以研究所的导师和研究生生活负 责人的身份，常常不辞徒步之劳，从昆明城里远来宝台山关心我们的学习和生活。”郑天挺关注和 帮助研究生解决学习和生活问题，反映了其关爱学生的高尚品德。
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长前期是傅斯年( 1939— 1940 )，后期是汤用彤(1941年之后)，两人都有多 份兼职，故而研究所诸事一直由郑天挺负责办理，对此郑天挺记述说：“傅事情很多，难以全面兼 顾 。他拉我作副所长，协助工作。”郑天挺工作认真、处事周全，对研究所诸事及时向傅斯年进行 汇报，仅举两例，他曾致信傅斯年说：“孟真吾兄左右：前书甫粘封而大札至，谨奉复于次：一、锡老 已到，任、王两君已谈过，计划似决矣 。二、觉明兄上次在弥陀殿曾遇见，领薪事已谈，北大可以先 垫 。三、阎文儒已到，从吾与之谈过，觉明尚未往访。(拟命其下乡一次)。 四、邓郝(柳)工作照尊示 办理，邓已往联大听寅老课 。五、郁先生今日下乡送朝鲜实录，丛书集成可带回 。六、各研究生研 究程序大体已定，诸导师旨似尚有候于卓裁 。七、研究生注册证已办，正式选课未办，只是旁听。 八、教育部款决定每部二千元，北大文史两部共四千，清华哲外两部亦四千，款尚未到 。九、吴君病 好否，前与蒋梅两先生谈由两校各送吴酬金若干，其数请兄代为想想示下”，“研究生闻中英庚款 请求书己送出，其保证人即由导师担任 。王明、任继愈由锡老保，杨志玖、阎文儒由从吾保，刘念 和、周法高、马学良、阴法鲁、逯钦立由莘田保，(张逯因膺中住居较远，故亦由莘田保)，汪篯本应由 寅老保，寅老再三不肯，故由弟保 。兄之图章未用，亦封上请收” 。从信件文字中可以看出郑天挺 与傅斯年所沟通之事叙述简明扼要、条理清楚，体现出其处事之精干，同时显示出两人关系深厚，相互信任。
三、评价与总结
郑天挺为北大文科研究所的恢复、管理倾尽所能，正如当时研究生所记述：“真正关心我们生 活和学习的却是副所长郑天挺先生。”郑天挺担任副所长期间，全身心的为研究生服务,管理所务, 充分彰显了它终生坚持的教育理念。
其一，教育救国思想 。抗战时期，云南地区不时遭遇日寇轰炸，西南联大师生长期处于危难艰 苦环境中，以郑天挺为代表的学人们克服种种困难，恢复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继续因战争而中断 的研究生教育和学术研究工作 。郑天挺将爱国思想与培育人才理念有机结合在一起，克服困难， 勤奋工作，带领学生们进行学术研究和实地考察，为国家培养人才、保存和延续民族文化，为践行 教育救国思想而作出了巨大贡献。
其二，人才至上理念 。在管理文科研究所阶段，郑天挺既重视导师的地位和作用，又注意调动 学生学习的主体性，他对师生的尊重和爱护，不仅体现在努力为其解决图书、食宿等物质层面，更 体现在精神层面 。郑天挺与傅斯年等商讨研究所发展计划以及训练培养学生等事情，表现出他对 研究所其他导师意见的重视、对研究所委员们权利的尊重 。在细节上，郑天挺也很注意，据熊德基 回忆说：“记得有一次北大文科研究所举行学术报告会，邀请向达先生讲《唐代俗讲考》，会前他亲 自认真的检查了会场上展出的有关的书刊和向先生自欧洲抄回来的资料和照片，又陪同主讲人到 场，并加亲切的照顾 。试想他自己也是知名的清史专家，在坚持本位工作之外，还如此的重视科研 工作，如此的尊重别的学者 。这需要何等的毅力!何等的气度！”郑天挺对学者的尊重，对研究生 的关爱与帮助，是其为教育文化事业发展培养人才理念的体现 。阎文儒曾记述：“予自研究所毕业 后，郑先生等留任予为研究助教，此后予赴西安考古，一九四三年又与向达师、夏鼐先生至河西考 古，直至抗日战争胜利归来，均得到郑先生之许诺与经济上得到北大之资助 。倘无此段实地发掘， 调查学习与经验，予亦不可能在北大考古专业任教三十年。”
其三，学术为主的观念 。在文科研究所研究生的招考和培养过程中，以郑天挺为代表的学人 们非常注重学术研究态度和方法 。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郑天挺不但注意引导和训练研究生多读 书、分析应用史料，而且能以身作则，坚持学术研究和教学 。研究生任继愈曾记述说：“郑先生工作 忙，但从未放弃教学工作，他讲授校勘学、明清史，经常在夜间看书、写作 。当时靛花巷这所集体宿 舍里，熄灯最迟的有两位，一是汤用彤先生，一是郑天挺先生。” 另一位学生也曾回忆说：“在靛花 巷后院楼上的宿舍中，每逢夜深人静，在那微弱的电灯光下仍不停看书工作的老师中，总少不了郑 先生一人。”郑天挺在处置繁杂的行政工作以外，坚持勤奋治学，发表了许多有创见的论著，如《清 代皇室之氏族与血系》《满洲入关前后几种礼俗的变迁》等，得到同时代学人的高度评价 。傅斯年 阅读郑天挺《发羌之地望与对音》《〈隋书 ·西域传〉附国之地望与对音》两篇论文后，评价郑天挺说：
“郑副所长不为文则已，为文则为他人所不能及者。”朱家骅亦曾评价郑天挺的文章《〈隋书 ·西域 传〉附国之地望与对音》《〈隋书 ·西域传〉薄缘夷之地望与对音》“旁征博引，多所正，浏览一过，具见足下致力之深，尤为佩慰”。傅斯年、朱家骅等师长的评价从不同层面证实了郑天挺学术研究 的能力及水平，郑天挺谨严求实、专研学术的态度可见一斑。
北大文科研究所在战争条件下，培养出许多优秀的学生，与郑天挺等学人的辛勤付出有密切 关系 。文科研究所研究生的培养不仅是战争时期对民族文化的延续，更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 教育事业的发展培养了一批雄厚的后备力量 。对于从文科研究所毕业的研究生，郑天挺十分满 意 。王永兴曾记录郑天挺对这些研究生的评论，他说：“先生命我详述四届学生之人数姓名以及目 前的工作情况，我一一禀告之，数十人均在高等学校任教和高级学术研究机构从事研究工作 。我 的禀述有脱漏或错误，先生补正之 。最后，先生笑语曰：我们(指昆明北大文科研究所)没出一个废 品。’”郑天挺在王永兴面前肯定这些研究生的同时，对王永兴嘱咐说：“你现在北大任教并主持敦 煌文书研究室，也要不出一个废品”，“只要尽心尽力，是可以办到的”。郑天挺对王永兴的殷切叮 嘱，体现出其对教育事业的关切，以及对教育者的要求，即踏踏实实做学问、尽心尽力办教育，再一 次彰显了郑天挺作为教育家的品性 。的确，在抗战期间的艰苦环境中，从文科研究所毕业的研究 生在其研究领域里都取得了突出成就，他们长期奋战在教育第一线，在教学科研、学生培养等方面 为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来源：《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年第1期
北京大学分子医学研究所()